以前，对中国企业造假的印象停留在抄袭、假冒品牌等现象，再后来蔓延到有毒玩具等领域，及至最近才发现食品领域亦不能幸免。食品造假与其他造假相比，危害程度更甚，因为它直接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两会”时表示：“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关于食品安全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承诺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食品安全危机愈演愈烈，不能不令人反思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笔者以为，食品安全危机的背后隐藏的是法治危机和信仰缺失的危机。

　　从经济学角度看，食品造假者也有个体理性，如果违法收益大于成本，则将为之。违法成本又取决于被查处的概率和惩罚（包括罚款和刑事处罚）。应该说，我国关于食品安全并非无法可依，规章制度也够多了，关键是执行环节出了问题。在执法上，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基层执法人员只“管”不“监”，因为“管”是权力，可以从中捞取好处，“监”是责任，容易得罪人。由于执法人员薪酬很低，被造假企业收买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执法人员成为了造假链条中的“分利者”。有了执法人员的保护，造假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二是法不责众的现象。当造假成为一个行业公开的“潜规则”时，执法人员就会变得麻木或者感觉无能为力，既然惩罚一个无济于事，还不如放他一马捞掉好处算了。三是选择性执法，也就是说当问题暴露之后，“杀贼只杀王”，其他的企业就不予追究或者给予很轻的惩罚。这样做无疑是在纵容违法者，也是为何三聚氰胺不断重现江湖的原因所在。

　　改善食品安全的执法效果，必须多管齐下：首先，监管部门必须要敢于揭丑，而不是以“这只是个案”来自慰。其次，对违法者决不能姑息，乱世用重典，不能只惩处个别违法者，避免选择性执法。再次，要给予媒体更大自由度，对造假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最后，对执法者的失职或者与不法企业勾结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确保执法者不要沦为“分利者”。

　　执法不力，也反映了地方政府GDP至上的发展哲学。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把精力放在执法和完善制度环境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面。但现阶段，地方政府却是热衷于经济建设，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房地产热潮，再到招商引资，搞项目俨然成了政府的主业，却忘记了原本的使命：维护公平竞争、严惩造假和污染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食品造假的追究屡屡让位于GDP目标是不难想象的。

　　能够威慑人作恶之心的，除了法治还有信仰。在佛教等很多宗教中，都有善恶之报的教导，使得人们心存畏惧之心，去恶扬善。“道德的血液”这句话对房地产商而言可能未必妥当，但放在食品生产商身上却是绝对必要的。

　　道德来自信仰。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使得人们彻底地实现了“唯物主义”，只注重追求财富的积累。

　　近年来兴起的恢复儒家传统的努力，似乎也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与一般宗教强调来世不同，儒家对彼岸的希望持否定态度，人们在祈祷时总是希望自己多子多福多寿，而不关心来世的命运。孔子说，“食色，性也。”也就是说经济的追求（食）和性的利益是人类前进的基本动力。这种现实、入世的生活理念，导致儒家未能提供一套强大的个人生活方法论。对此岸的关注，也导致信任的缺失，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欺骗非常普遍，甚至出现了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猪肉等如此耸人听闻的悲剧。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人们对物质顶礼膜拜，而对主义的信仰日益淡薄，“文革”的颠覆又摧毁了宗教的力量。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信仰，这在食品安全危机、贪官包养情妇等现象中都有折射。

　　食品安全与通货膨胀一样影响到每位公众的利益，甚至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必须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俗话说，“恶向胆边生”。要吓破食品造假者的胆，或靠法治的严厉惩罚，或靠信仰的精神力量。舍此并无捷径。

2011年04月12日发表于财新网 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