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撤职、接受组织调查，引发舆论空前关注。笔者以为，刘志军案是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典型产物，具有很强的标本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从而确保“十二五”提出的“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能落到实处。

　　其一，铁路尤其是高速铁路，是备受政府热衷的“铁公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投资近万亿元，按计划2020年前中国高速铁路网将达到1.6万公里。刘案爆发于高铁大跃进的前期，当属幸运，否则日后必将导致更多的安全隐患，安全的社会成本将远远超过贪腐本身的代价。

　　其二，刘志军案所涉金额可能令人震惊，但又不太出人意料。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而又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犯错当属可以预见之事。正如英国人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其三，刘志军被抓固然值得喝彩，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为反腐体制非常有效。据报道，早在2006年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就被判处死缓，鉴于刘志祥为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的身份，刘志军直到今天才落马，很难令人信服现行反腐机制的有效性。有趣的是，刘志祥在监狱中仍然可以通过电话操控铁路项目的“商机”，令人感慨。

　　其四，新上任的铁道部长盛光祖强调“刘志军案属于个案”。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一味地为了维护铁道部的形象而不坦诚反思，相信难免会有一个一个的“个案”走进我们的视线。

　　到底是什么因素葬送了刘志军？我们绝不能简单归咎于刘志军的道德败坏。又有谁敢拍胸脯保证自己到了那个位置上不会犯错误呢？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评论的那样：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中国两千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每次都把贪官的堕落归结于个人道德问题，就会丧失制度反思与改进的机会。

　　笔者以为，反思刘志军案，我们不能忘记以下体制性因素。

　　政府掌握了太多资源配置的权力。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而且政府扮演了重要的投资推手角色。政府通过央企或国有投资平台，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在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退出了经济领域，只聚焦于社会服务功能和公共职能（国防、产品安全等），即使像铁路、航空、石油、电信等需要大量投资的行业，也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和运营。而中国的一些部委、央企、地方政府，动辄掌握数以万亿的投资权限，诱惑实在太大。

　　财政开支缺乏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警察，这句话正确不过。施瓦辛格担任加州州长期间，不仅不敢乱花钱，甚至出差都用自家的私人飞机。由于没有访华的预算，施瓦辛格靠阿里巴巴的赞助才完成了访华之旅。这不仅是因为加州财政出现危机，更重要的是美国各级政府的预算都要充分曝光，什么猫腻都躲不过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更别提虎视眈眈的国会议员了。相反，中国各级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只是一个粗略的数字，审议从何谈起？要知道，魔鬼藏在细节之中。四川白庙乡政府把财政开支细账全部公开，不料却受到官僚体系的冷落，这足可见官员们多么害怕财政开支彻底公开的杀伤力。

　　司法独立缺位。在现行体制下，司法部门缺乏相对于行政部门的独立性，在人事、财务上面都没有独立性，如何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因此，官员反腐的重任就落在了纪委系统肩上。但是纪委系统本身同样是党委系统的一部分，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在中国这种关系文化中更是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一把手文化。在铁道部等国家部委，虽然也有内部的职责分工和规章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基本上都难逃一把手文化。一把手不仅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升迁和奖惩，更可以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刘志军以部长之尊插手高铁项目的招标，谁敢不配合？一把手文化又来自于现行的官员任命体系，官员难免“往上看”，而不是对选民负责。

　　缺乏足够的媒体自由空间。即使在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单凭法院一己之力也难于打击犯罪行为。媒体的敏锐嗅觉往往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或者把重要线索置于公众舆论之下，消除黑箱操作的空间。尼克松以为自己能够利用权势遮住丑闻，但美国媒体的职业使命让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最终尼克松被迫下台。

　　刘志军案爆发于“十二五”开局之年，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过度依赖投资和“铁公基”，早发现有助于避免更大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刘案是旧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这更加凸显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

　　“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方向正确，但落实起来难上加难。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避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这是根除刘志军式腐败的正途

2011年04月02日 发表于财新网 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