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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这是根除刘志军式腐败的正途

两会”前夕,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撤职、接受组织调查,引发舆论空前关注。笔者以为,刘志军案是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典型产物,具有很强的标本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从而确保“十二五”提出的“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能落到实处。

  其一,铁路尤其是高速铁路,是备受政府热衷的“铁公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投资近万亿元,按计划2020年前中国高速铁路网将达到1.6万公里。刘案爆发于高铁大跃进的前期,当属幸运,否则日后必将导致更多的安全隐患,安全的社会成本将远远超过贪腐本身的代价。

  其二,刘志军案所涉金额可能令人震惊,但又不太出人意料。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而又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犯错当属可以预见之事。正如英国人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其三,刘志军被抓固然值得喝彩,但我们不能就此以为反腐体制非常有效。据报道,早在2006年刘志军的弟弟刘志祥就被判处死缓,鉴于刘志祥为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的身份,刘志军直到今天才落马,很难令人信服现行反腐机制的有效性。有趣的是,刘志祥在监狱中仍然可以通过电话操控铁路项目的“商机”,令人感慨。

  其四,新上任的铁道部长盛光祖强调“刘志军案属于个案”。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一味地为了维护铁道部的形象而不坦诚反思,相信难免会有一个一个的“个案”走进我们的视线。

  到底是什么因素葬送了刘志军?我们绝不能简单归咎于刘志军的道德败坏。又有谁敢拍胸脯保证自己到了那个位置上不会犯错误呢?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评论的那样: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中国两千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每次都把贪官的堕落归结于个人道德问题,就会丧失制度反思与改进的机会。

  笔者以为,反思刘志军案,我们不能忘记以下体制性因素。

  政府掌握了太多资源配置的权力。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而且政府扮演了重要的投资推手角色。政府通过央企或国有投资平台,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在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退出了经济领域,只聚焦于社会服务功能和公共职能(国防、产品安全等),即使像铁路、航空、石油、电信等需要大量投资的行业,也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和运营。而中国的一些部委、央企、地方政府,动辄掌握数以万亿的投资权限,诱惑实在太大。

  财政开支缺乏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警察,这句话正确不过。施瓦辛格担任加州州长期间,不仅不敢乱花钱,甚至出差都用自家的私人飞机。由于没有访华的预算,施瓦辛格靠阿里巴巴的赞助才完成了访华之旅。这不仅是因为加州财政出现危机,更重要的是美国各级政府的预算都要充分曝光,什么猫腻都躲不过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更别提虎视眈眈的国会议员了。相反,中国各级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只是一个粗略的数字,审议从何谈起?要知道,魔鬼藏在细节之中。四川白庙乡政府把财政开支细账全部公开,不料却受到官僚体系的冷落,这足可见官员们多么害怕财政开支彻底公开的杀伤力。

  司法独立缺位。在现行体制下,司法部门缺乏相对于行政部门的独立性,在人事、财务上面都没有独立性,如何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因此,官员反腐的重任就落在了纪委系统肩上。但是纪委系统本身同样是党委系统的一部分,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在中国这种关系文化中更是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一把手文化。在铁道部等国家部委,虽然也有内部的职责分工和规章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基本上都难逃一把手文化。一把手不仅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升迁和奖惩,更可以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刘志军以部长之尊插手高铁项目的招标,谁敢不配合?一把手文化又来自于现行的官员任命体系,官员难免“往上看”,而不是对选民负责。

  缺乏足够的媒体自由空间。即使在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单凭法院一己之力也难于打击犯罪行为。媒体的敏锐嗅觉往往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或者把重要线索置于公众舆论之下,消除黑箱操作的空间。尼克松以为自己能够利用权势遮住丑闻,但美国媒体的职业使命让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最终尼克松被迫下台。

  刘志军案爆发于“十二五”开局之年,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过度依赖投资和“铁公基”,早发现有助于避免更大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刘案是旧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这更加凸显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

  “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方向正确,但落实起来难上加难。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避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这是根除刘志军式腐败的正途

2011年04月02日 发表于财新网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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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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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2002年起,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助理主任、副主任。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等。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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