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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对雷锋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周期律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雷锋和包青天可谓最熟悉的两个名字。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大公无私、利他主义,这得到了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并通过焦裕禄、孔繁森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楷模而不断延伸。包青天虽是历史人物,但从来不曾过时,有关包公断案的电视剧经久不衰,寄托了公众对腐败的憎恨和对正义的渴望。

  这两个历史人物都与当下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经历长期的探索,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邓小平非常精辟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计划经济是通过国家的力量配置资源,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政府决定。这一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其一,消费者需求不仅千差万别,而且不断变化,通过计划安排生产出的物品未必是消费者需求的(信息问题);其二,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而言,计划经济剥夺了他们的积极性,无法设计出适当的激励机制,来激发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激励问题)。

  因而计划经济注定是低效率的。历史上著名的“厨房辩论”就突出反映了计划经济的缺陷: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展开了一场论战。辩论中尼克松巧妙地把焦点转移到了诸如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而不是武器上,凸显了苏联在日常科技方面的明显落后。

  市场经济则相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认为政府不需要进行任何干预,微观主体追求自我利益的动力会促使社会整体效率最优。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法律环境。市场经济不仅不需要雷锋,而且还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出发点。市场经济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赢。

  乔布斯为消费者设计出令人赞叹的iPhone和iPad,这不需要雷锋精神,因为乔布斯从自己的努力中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回报。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主要职能就是创新和承担风险,而财富则是对创新和承担风险的回报。正如哈耶克(Hayek)所强调的那样,市场经济解决了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

  但是,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是有条件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决定竞争结果的是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机遇、创新能力、承担风险能力等因素,换言之,每个人都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因此,尽管结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世界首富不仅不会令人嫉恨,反倒成为激励普通人去追求合法财富的榜样。

  但是,一旦失去机会公平,就可能出现“坏的市场经济”:权力之手不断干预经济活动,来攫取不义之财。吴敬琏先生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哪些问题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呢?主要有两点,而这两点都与政府有关。首先,政府掌握太多资源。现阶段,我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渠道: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电信、石油、铁路、航空、金融、电力等垄断性央企;二是土地资源,卖地收入对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税收;三是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由于财政支出公开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可谓实现了“有钱花、随便花”的人生理想;四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IPO、重大项目、行业进入壁垒等等,创业板推出后的“PE腐败”屡屡出现,是因为在市盈率上百倍的情况下,谁能获得IPO资格就意味着一夜暴富的神话。2010年国家发改委一位被坊间列为“中国十大处长”之一的官员被“双规”,出事的原因很简单,他主管审批数百亿元的投资。

  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害处很明显:大量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耗费社会资源;官员腐败愈演愈烈,就像温家宝总理指出的“之所以出现‘一把手’滥用职权、渎职侵权这类问题,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府和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此外,央企的垄断更是直接降低了竞争效率,提高了电信、电力、石油等价格水平,降低了公众福利水平。所谓央企是替百姓存钱的说法更站不住脚,因为百姓对央企利润并无支配权。而且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的测算,如果剔除央企的融资、土地、补贴、资源、税收等不公平竞争因素,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其次,司法不独立。司法系统在人事、财务上都不独立于政府部门,难以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司法不独立导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公权力屡屡侵犯私权利,这在近几年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拆迁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是弱小的,因此司法的有效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拆迁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院可以判决实施强拆。但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就非常重要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修建帝国大厦时,很多商户要被拆掉。当时,这些商户就提出,修建帝国大厦是商业利益行为,我们私人商户也是商业利益,凭什么我们小商户要给大商户作出牺牲?后来法院还是裁定帝国大厦是当时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国的形象,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能否强拆、强拆的补偿标准,就缺乏一个好的争端解决机制。

  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就是一个好的说明,公众对法院缺乏信任,这是很大的危机。对法院缺乏信任,也体现在很多群众遇到问题不去法院而是去政府上访得到印证。在追求稳定与和谐目标下的短期化行为,更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对公权力的信任。正如孙立平教授评价的那样: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真相,而是说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真相。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失去真相让人们认可的能力。

  二是司法不独立和司法腐败,不仅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纠纷双方都要想方设法搞定法官),而且导致安全感的缺失。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性执法”,也就是说做了坏事不一定被抓,被抓的也不一定是最坏的。对财产安全感的缺乏是近年来出现移民潮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与上世纪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当下的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富二代”、“官二代”逐渐增多,国内“裸官”越来越多,深圳等地甚至专门出台对“裸官”的任职规定。

  因此,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是权贵阶层最喜欢的:一方面政府保留了很大权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为财富提供了放大机制与合法化机制。可以说,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为权贵阶层牟利提供了理想土壤。我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0.47,与美国相当。但是由于其中灰色收入每年高达5.4万亿元(王小鲁2010研究),这样的两极分化程度是很危险的。

  不难得出结论,出路在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对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言,雷锋和包青天都是不可取的。

  首先,制度设计非常关键,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要设计出好的制度,必须假定人都是靠不住的,这样的制度才会漏洞最少。相反,如果认为每个人都是雷锋,那设计出的制度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美国在制定宪法的费城会议上,核心的理念就是“防官如防贼”,不是不信任官员,而是为了保护官员。由此理念出发,总统、司法、国会相互制衡,再加上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滥权的空间。

  其次,要超越对贪官的道德谴责。应该说,我们对官员廉洁的教育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结果呢?中山市前市长李启红、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一边高喊廉政反贪口号,一边大肆贪腐,绝非孤案。更有甚者,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更把反贪权力当做贪污的工具。曾锦春在被执行死刑前说:“我现在彻底想通了,权力大也害死人,我就被权力害死了。手上一旦有权,就这里那里都去搞,最终害了自己。”因此,这些贪腐官员,既令人痛恨,又值得同情,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保护他们,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力,也就相当于纵容他们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目前,腐败自上而下,可谓触目惊心,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一个处长(拥有29套房产)到铁道部长刘志军,金额越来越惊人。首都机场连续两任董事长、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落马,更告诉我们,腐败绝不能简单归结为个别官员道德水平问题。对这些落马官员,如果我们一味归咎于道德问题,就失去了进行体制反思与改良的机会,悲剧只会一再重复。

  包青天是可敬的,因为他的令人仰止的道德力量和不畏权势的勇气。但是以包青天一己之力,仍难以撼动腐败的官僚集体。包拯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安抚意义和象征价值:毕竟包拯能抓的官员能有几人?包青天的存在,也使得国民长期沉迷于对清官的期盼和寄托,而不去思考如何建设可靠的反贪体制。

  雷锋也好,包青天也好,都是对道德的迷思。黄仁宇先生在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两千多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因此,我们对雷锋和包青天可以敬仰,仅此而已。我们在现实中应远离雷锋和包青天,去思考如何建立超越个人的有效体制。

  吴敬琏先生告诫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重复了几千年。

  走出对雷锋和包青天的寄托,才能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过去的历史周期律。

2011年04月18日发表于财新网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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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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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2002年起,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助理主任、副主任。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等。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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