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除了性别全部造假”的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亚丽最终受到了法律制裁，但此案案情之戏剧性、王亚丽手法之匪夷所思、权力之手介入司法程度之深入，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提供了不容错过的样本。

　　根据《新世纪》周刊“王亚丽官场现形记”的报道，王亚丽初中二年级辍学，2002年7月编造履历，以“军转干部”身份进入石家庄市交通局养路稽征处，通过伪造正科级干部资格，到鹿泉市开发区挂职任副主任；之后，历任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鹿泉市开发区党委书记、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直至2009年5月东窗事发。

　　引领王亚丽走向毁灭的是她对金钱的贪欲，以及惊人想象力的巧取豪夺计划。2008年，72岁的石家庄市商人王破盘心脏病去世，身后留下价值上亿元的资产。从王破盘去世当天开始，王亚丽以“亲生”女儿身份，与王翠棉等王破盘的五个子女展开了遗产争夺战，虽然一度得手，却引发王破盘子女长达数年的上访、诉讼，并最终落马。虽然从结果上看，作恶者得到了惩罚，但这种惩罚昭示的不是天网恢恢的力量，而是正义的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2010年5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表示，“王亚丽造假骗官案历时多年，从河北石家庄的查处结果来看，其过程是极其荒唐的，管理是漏洞百出，违纪是肆无忌惮，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反思之一：王亚丽凭借伪造的履历，在官场一帆风顺，组织部门的审查之严肃性与独立性令人怀疑。王亚丽不仅在“29岁”即被任命为团市委副书记，当选石家庄市“最年轻”的市政协常委，还先后荣获石家庄市“十佳女杰”和“十佳女乡长”等称号。

　　反思之二：相关司法材料显示，无论是检方对王亚丽的指控，还是法院对已经获刑官员的判决，均未涉及王亚丽造假骗官问题。如果造假骗官不受惩罚，岂不是鼓励大家都去造假？对不造假的官员而言，公平何来？

　　反思三：权力干预司法。王亚丽编织了强大的权力关系网，来为自己的计谋保驾护航，本应独立的司法体系在权力和“上级”面前却显得异常脆弱：1、王翠棉聘请的律师很快就被“监控”，无法工作；2、《新京报》记者曾到当地派出所调查王亚丽更改年龄的细节，他在离开派出所的路上就接到王亚丽的电话；3、王亚丽一方的律师曾出具一份结婚证，后经司法鉴定系伪造。但法官立刻把假结婚证还给了王亚丽方；4、王翠棉兄妹向新华公安分局提出进行DNA鉴定，但“新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赵玉虎说，市局领导指示不许调查王亚丽的身份问题”；5、曾任石家庄某公安分局局长的王山（化名），很同情王翠棉兄妹。王亚丽找到王山的一个熟人，提出给他50万元，被拒绝。利诱不成，王亚丽找到被王山任处理过的一些人“组织材料”，王山最终被迫提前两个月退休；6、在北大公众参与中心的支持下，王翠棉兄妹先后打了几个官司。胜诉后，新华区法院执行庭带着王翠棉家人去工商局调档案，被告知档案无法找到。

　　反思四：王亚丽案的戏剧性逆转，完全来自偶然的奇迹。2009年11月，王翠棉的姐姐因告状无果，去寺庙烧香，忆及一年来的种种遭遇，忍不住在佛前大放悲声，不意间引起寺中一人注意，遂帮忙将举报材料上递。中央某部门领导后批道：“此事闻所未闻”。随即，由中组部和中央纪委牵头的“107”专案组进驻石家庄，五天后，王亚丽被“双规”，相关涉案人员亦被迅速查处。中央领导的批示显然是扭转乾坤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没有寺庙烧香的奇遇呢？而一场匪夷所思的经历，让王翠棉兄妹看透了许多世事，她和几个姐姐都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反思五：法院判决的“不靠谱”。王亚丽为达到占有王破盘财产的目的，诬告金宝公司会计贾玉红谋害“父亲”王破盘，并将控告材料递交到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处，获得了吴的批示。两天后，贾玉红被监视居住，一个月后被逮捕，2009年9月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中央“专案组”成立后，新华区法院开庭重审贾玉红职务侵占案。此时，贾玉红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半。原定上午9点开庭，但当天8点刚过，法官就催促贾玉红的律师尽快赶到法院，不到8点半法官就宣布开庭。被告人贾玉红走进法庭时不慎扭伤了脚，法官赶紧走过来帮她包扎。开庭后，主持法庭的法官不断提醒公诉人和律师简要陈述，加快庭审节奏。庭审持续到中午12点休庭。一个小时后再开庭，审判长宣读：贾玉红无罪，当庭释放。听到这个结果，贾玉红放声大哭，一下子晕了过去。法院当初的错判“葫芦案”，以及在中央调查组介入之后的仓促改判，昭示了法院独立性的缺失，遑论程序正义。

　　反思六：公众对法院的不信任。随着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到来，中国人习惯于上访而不是法律诉讼，原因之一就是对司法公正的信心缺乏。据最高法院院长在全国人大所作工作报告中透露，2009年最高法院共接受群众来信来访105.5万人次。2007年度《武汉年鉴》统计，武汉市各区、市直各部门在那一年里共受理信访27.95万件次。2007年度《黄冈年鉴》统计，黄冈市县两级党政信访部门在那一年共受理信访总量为21433件人次。这些巨大数字反映的是一个不容轻视的严峻事实。

　　从2008年11月开始，王翠棉兄妹开始实名举报，给中央、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纪委、组织部、共青团、信访、工商等部门各级主要领导先后邮寄了141份举报材料，绝大多数泥牛入海。王翠棉兄妹还找人托关系，得到了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云峰、河北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傅健仁、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和最高检察院一位领导的批示。但是，相关批示转至石家庄市后，便石沉大海。他们几乎穷尽了各种途径，甚至不惜花费重金，托人递材料、发“内参”、找关系。有形形色色的掮客和骗子主动联系“帮忙”，王翠棉家先后花费了上百万元“冤枉钱”。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的博弈日趋复杂，一个可信赖的司法体系作为终极的争端解决机制显得特别重要。一旦离开法律的保护，权力就可以“巧取豪夺”，进而破坏经济行为主体的稳定预期。或许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出现海外移民潮的重要原因。

　　2007年，吴敬琏教授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由于司法制度改革存在很大阻力，法院在行使独立审判权时往往受到党组织或行政部门的干预。”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0）》指出，司法体制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有增无减，司法的独立性遭受了更大损害；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在不断加强。这种政治化逻辑已成司法改革的桎梏。

　　王亚丽案，有太多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但愿我们没有浪费如此宝贵的教学案例。

2011年05月10日 发表于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