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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的博弈日趋复杂,一个可信赖的司法体系作为终极的争端解决机制,显得特别重要

 被誉为“除了性别全部造假”的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亚丽最终受到了法律制裁,但此案案情之戏剧性、王亚丽手法之匪夷所思、权力之手介入司法程度之深入,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提供了不容错过的样本。

  根据《新世纪》周刊“王亚丽官场现形记”的报道,王亚丽初中二年级辍学,2002年7月编造履历,以“军转干部”身份进入石家庄市交通局养路稽征处,通过伪造正科级干部资格,到鹿泉市开发区挂职任副主任;之后,历任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鹿泉市开发区党委书记、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直至2009年5月东窗事发。

  引领王亚丽走向毁灭的是她对金钱的贪欲,以及惊人想象力的巧取豪夺计划。2008年,72岁的石家庄市商人王破盘心脏病去世,身后留下价值上亿元的资产。从王破盘去世当天开始,王亚丽以“亲生”女儿身份,与王翠棉等王破盘的五个子女展开了遗产争夺战,虽然一度得手,却引发王破盘子女长达数年的上访、诉讼,并最终落马。虽然从结果上看,作恶者得到了惩罚,但这种惩罚昭示的不是天网恢恢的力量,而是正义的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2010年5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表示,“王亚丽造假骗官案历时多年,从河北石家庄的查处结果来看,其过程是极其荒唐的,管理是漏洞百出,违纪是肆无忌惮,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反思之一:王亚丽凭借伪造的履历,在官场一帆风顺,组织部门的审查之严肃性与独立性令人怀疑。王亚丽不仅在“29岁”即被任命为团市委副书记,当选石家庄市“最年轻”的市政协常委,还先后荣获石家庄市“十佳女杰”和“十佳女乡长”等称号。

  反思之二:相关司法材料显示,无论是检方对王亚丽的指控,还是法院对已经获刑官员的判决,均未涉及王亚丽造假骗官问题。如果造假骗官不受惩罚,岂不是鼓励大家都去造假?对不造假的官员而言,公平何来?

  反思三:权力干预司法。王亚丽编织了强大的权力关系网,来为自己的计谋保驾护航,本应独立的司法体系在权力和“上级”面前却显得异常脆弱:1、王翠棉聘请的律师很快就被“监控”,无法工作;2、《新京报》记者曾到当地派出所调查王亚丽更改年龄的细节,他在离开派出所的路上就接到王亚丽的电话;3、王亚丽一方的律师曾出具一份结婚证,后经司法鉴定系伪造。但法官立刻把假结婚证还给了王亚丽方;4、王翠棉兄妹向新华公安分局提出进行DNA鉴定,但“新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赵玉虎说,市局领导指示不许调查王亚丽的身份问题”;5、曾任石家庄某公安分局局长的王山(化名),很同情王翠棉兄妹。王亚丽找到王山的一个熟人,提出给他50万元,被拒绝。利诱不成,王亚丽找到被王山任处理过的一些人“组织材料”,王山最终被迫提前两个月退休;6、在北大公众参与中心的支持下,王翠棉兄妹先后打了几个官司。胜诉后,新华区法院执行庭带着王翠棉家人去工商局调档案,被告知档案无法找到。

  反思四:王亚丽案的戏剧性逆转,完全来自偶然的奇迹。2009年11月,王翠棉的姐姐因告状无果,去寺庙烧香,忆及一年来的种种遭遇,忍不住在佛前大放悲声,不意间引起寺中一人注意,遂帮忙将举报材料上递。中央某部门领导后批道:“此事闻所未闻”。随即,由中组部和中央纪委牵头的“107”专案组进驻石家庄,五天后,王亚丽被“双规”,相关涉案人员亦被迅速查处。中央领导的批示显然是扭转乾坤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没有寺庙烧香的奇遇呢?而一场匪夷所思的经历,让王翠棉兄妹看透了许多世事,她和几个姐姐都成了虔诚的佛教徒。

  反思五:法院判决的“不靠谱”。王亚丽为达到占有王破盘财产的目的,诬告金宝公司会计贾玉红谋害“父亲”王破盘,并将控告材料递交到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处,获得了吴的批示。两天后,贾玉红被监视居住,一个月后被逮捕,2009年9月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中央“专案组”成立后,新华区法院开庭重审贾玉红职务侵占案。此时,贾玉红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半。原定上午9点开庭,但当天8点刚过,法官就催促贾玉红的律师尽快赶到法院,不到8点半法官就宣布开庭。被告人贾玉红走进法庭时不慎扭伤了脚,法官赶紧走过来帮她包扎。开庭后,主持法庭的法官不断提醒公诉人和律师简要陈述,加快庭审节奏。庭审持续到中午12点休庭。一个小时后再开庭,审判长宣读:贾玉红无罪,当庭释放。听到这个结果,贾玉红放声大哭,一下子晕了过去。法院当初的错判“葫芦案”,以及在中央调查组介入之后的仓促改判,昭示了法院独立性的缺失,遑论程序正义。

  反思六:公众对法院的不信任。随着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到来,中国人习惯于上访而不是法律诉讼,原因之一就是对司法公正的信心缺乏。据最高法院院长在全国人大所作工作报告中透露,2009年最高法院共接受群众来信来访105.5万人次。2007年度《武汉年鉴》统计,武汉市各区、市直各部门在那一年里共受理信访27.95万件次。2007年度《黄冈年鉴》统计,黄冈市县两级党政信访部门在那一年共受理信访总量为21433件人次。这些巨大数字反映的是一个不容轻视的严峻事实。

  从2008年11月开始,王翠棉兄妹开始实名举报,给中央、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纪委、组织部、共青团、信访、工商等部门各级主要领导先后邮寄了141份举报材料,绝大多数泥牛入海。王翠棉兄妹还找人托关系,得到了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云峰、河北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傅健仁、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和最高检察院一位领导的批示。但是,相关批示转至石家庄市后,便石沉大海。他们几乎穷尽了各种途径,甚至不惜花费重金,托人递材料、发“内参”、找关系。有形形色色的掮客和骗子主动联系“帮忙”,王翠棉家先后花费了上百万元“冤枉钱”。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利益的博弈日趋复杂,一个可信赖的司法体系作为终极的争端解决机制显得特别重要。一旦离开法律的保护,权力就可以“巧取豪夺”,进而破坏经济行为主体的稳定预期。或许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出现海外移民潮的重要原因。

  2007年,吴敬琏教授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他在书中写道,“由于司法制度改革存在很大阻力,法院在行使独立审判权时往往受到党组织或行政部门的干预。”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0)》指出,司法体制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有增无减,司法的独立性遭受了更大损害;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在不断加强。这种政治化逻辑已成司法改革的桎梏。

  王亚丽案,有太多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但愿我们没有浪费如此宝贵的教学案例。

2011年05月10日 发表于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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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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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2002年起,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助理主任、副主任。著有《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等。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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